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的来龙去脉
学习研究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，需要了解其研制的过程。
1953年新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，文教建设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，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。1955年10月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“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”。陈毅、郭沫若亲临这次会议。罗常培、吕叔湘作了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》的报告，向全国语言文字工作者提出努力推进汉语规范化的具体任务。会议通过了六项决议，其中第一项是普通话的审音问题，第二项是编纂现代汉语词典问题，我们今日的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便是这两个决议贯彻实施的成果。
审音工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，一是具有很强的学术性，一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。1956年1月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，成员有罗常培、丁声树、魏建功、吴文祺、周祖谟、高名凯、陆志韦、陆宗达、徐世荣等，都是第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。同年4月，审音委员会确定了审音的原则和工作步骤:以北京话作标准，以词为审音的对象。工作上则采取分批审查、分期发表的方式。
1957年公布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，收异读词666条；1959年公布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·续编》，收异读词569条；1962年公布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·三编》，收异读词600条，并对以前发表的两个表中的某些地方作了一些修改。到1963年将这三个表汇总，成为《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》，历时八年的异读词审音工作的成果都集中于斯编中。
为什么总是称“初稿”呢?这不是一个字眼儿问题。这是因为审音工作关系千百万人的说话:做得好，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；做得不好，会给人们的工作、生活带来不便。“初稿”二字反映了审音委员会谨慎而负责的态度。
审音工作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。此举一例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前因为“暴露”的“暴”是读pù还是读bào，几经“折腾”。读bào，一位老先生来信反对，于是改读pù，可是绝大多数听众又不同意。真是两难(见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》第144页)。审音后，诸如此类的问题便解决了。在《审音表》先后公布的同时，辞书中的注音，多按审音的要求作了改动，如“癌”，过去读yán，与“炎”相混，后就改为ái。由审音带来的便利是实实在在的。
《总表》的公布，一方面便于人们应用，另一方面在应用中听取意见，以便进一步修改以臻完美。但不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审音工作停顿下来，一下子就是十年。文革结束，审音工作重新启动，1982年6月重建普通话审音委员会，德高望重的王力先生，不顾年迈，任审音委员会主任，委员有曹乃木、方伟、傅兴岭、高景成、陆宗达、徐世荣、徐仲华、俞敏、张志公、周有光、周祖谟、夏青、孙德宣、孙修章等。新建的审音委员会对《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》进行修订，历时三年，于1985年12月公布了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(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国家教育委员会、广播电视部联合公布)，并同时发布《关于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〉的通知》，明令“自公布之日起，文教、出版、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、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、标音，均以本表为准”。普通话审音工作至此正式告一段落。